案例
参会者的晚宴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之后大约有30名参会者去了老城的一家爵士酒吧，庆祝会议的圆满结束。这群人的核心是3个世界顶尖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们十多年前就互相认识了。他们3个总是一起现身，因此得到了“打包三人组”的昵称。许多神经外科的医生，经常参加各种会议，也都认识“三人组”很多年了，他们总是追随“三人组”——尤其是弗格森医生、斯金特医生和拉斐特医生一起来到某家爵士酒吧这种事情，是“圈内人”才能知道的消息。
角落里的小舞台上正在演奏爵士四重奏，长长的吧台对面是摇摆舞。医生们在吧台和舞台中间拼凑了几张小桌子，这时酒吧里还有其他几位客人。当音乐家中断表演、中场休息时，弗格森看着斯金特和拉斐特说：“他们什么意思？我们该撤了吗？”拉斐特的脸庞如孩子一般神采奕奕，但是斯金特看起来很疲惫，他总是这样。弗格森忽视了斯金特的疲惫，起身跟在吧台点饮料的音乐家们聊起天来。当他回来时，向拉斐特和斯金特点了点头，3个男人登上舞台。他们差不多是把斯金特拖到钢琴前面，坐在凳子上，旁边小桌子上放了一杯特浓的咖啡。弗格森站到打击乐器后面，拉斐特拿起了贝斯。
“1、2、1、2、3、4”——最酷的音乐之旅现在开始了——摇滚、爵士蓝调，人们在音乐厅之外最常聆听的音乐。特浓的咖啡开始发挥作用了，就连斯金特也开始兴奋起来，一般这个时间他早就昏昏欲睡了。他是世界上最棒的爵士钢琴家之一，当然也是最不出名的——在神经外科医生这个圈子之外听过他演出的人很少，但在这个圈子里他相当出名了。一方面是因为他在神经外科领域的创新，另一方面是他出神入化的钢琴演奏水平。如果他更早一点儿登台，肯定能让更多的观众为之疯狂，今晚爵士四重奏的音乐家可能就没有机会再登台了（当然他们本身也是很优秀的）。人不可能拥有两份生活，要么是神经外科医生，要么是爵士钢琴家。
理论
之前的章节中出现的案例讲述了生物钟研究的历史。虽然案例故事把科学与想象混在一起，但是案例的内容都是有事实基础的，全部发表在通过“同行评议”的杂志上。在本书的最后两个章节中，我想谈论关于生物钟的一系列推测性的想法。在本章中，我想探讨时间类型和个体睡眠需求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事业（下文会提及的）甚至个体的行为与个性。
本章的案例是一位同事给我的灵感，他同时具有神经外科研究和爵士钢琴演奏的天赋。如果他不是一个时间类型极其早的人，他本来可以兼顾两个职业，无论做两种职业中的哪一种他都会非常成功。他没能坚持到晚会结束，他一天中的兴奋点和最佳上床睡觉时间都比一般人早。在职业选择方面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清晨六七点钟到手术室开始工作。一个医生的早班工作对早起的人尤其适合。另外医生们不得不与缺乏睡眠做斗争，尤其是刚入职的时候[1]，这也影响到病人的治疗效果。
几年前，哈佛的学者[2]开始研究实习医师的医疗过失。他们将两名医生的医疗过失比例进行比较：一名医生按照传统的长时间方式工作，另一名医生按照实验安排的时间工作[3]。哈佛的研究小组研究了2 203个病人（其中634人是新近入院的），研究结果显示，实习医师相对严重的医疗过失[4]率是36％（超过一半的错误在作用于病人身上之前没有得到更正）。我在引言中就提到过疲劳会对人的工作产生严重影响，一个连续工作超过72小时的人肯定会犯更多的错误。但是这种预言只在有明确的研究结果的前提下才有价值。
在研究结果发表之后，医院的决策者们开始考虑改善助理医师工作时间的问题。在哈佛的睡眠研究学者发表数据之前，即使每个人都“知道”长时间工作会导致医疗过失的增加，但是没有人想改变这种工作体系。为什么会这样？首先，这与医生这个群体有关。医生的高等教育需要读很长时间的书，他们的工作关系到病人的生死，并且医生是受到社会尊重的高等职业。似乎这个精英阶层只有“承受最艰难的困苦”这一选择。另外决策层本身也曾经是长时间工作的实习医师，因此他们也没有想过改变这个传统。
医生这个职业是典型的需要早起并且在上午集中精神的职业。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教师。几乎每个有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教师在早上8点就要上班，管好20～40个孩子，给他们上课。可以想象，这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教师们从童年到退休一直处于相同的环境中（大学期间例外），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喜欢这个环境，才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因此他们不可能是极端晚的时间类型。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们应该就属于人群之中的较早时间类型[5]。请注意，这完全是一个假设。为了证实这个假设，我们需要做一系列针对职业选择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医生和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较早的时间类型以及较短时间的睡眠是选择社会中那些顶级职业的基本前提，例如经理人、决策者等等。从清晨到夜晚，他们都必须全力以赴。你能想象一个经理或者政治家因为时间类型很晚所以从来不能在上午11点之前安排会面吗？这样的一个人根本没法胜任顶级职业。一个时间类型很晚或者需要长时间睡眠的人很可能在这样的工作中生病，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免疫系统。
最近的一项调查着眼于睡眠持续时间和睡眠不足的问题。150个健康的人在一家诊所注射了感冒病毒。然后研究者观察他们是否有感冒的症状。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包括7小时）的人，其患感冒的概率是睡眠时间达到8小时及以上的人的3倍。睡眠质量对传染风险有影响，其影响力甚至强于睡眠持续时间。睡眠质量低于最佳值93％的人们，其患感冒的概率是睡眠质量达到最佳值98％及以上的人的5.5倍。当然，研究者确信被试睡不好并非由他们在实验期间[6]抵抗病毒造成。因此只有睡眠质量和睡眠持续时间与患感冒的概率有关。这个结果也证明了决定医生工作时间的决策者属于较早时间类型或者短时睡眠者。他们的睡眠习惯使他们不容易患病，也让他们比较晚时间类型或需要较长时间睡眠的人们更加成功。后者为了与日常节奏保持同步经常受到“社会时差综合征”的困扰。
在这本书里，我多次描述了说服人们重视生物钟及其对生命的意义有多么困难。请回忆前面章节提到的医学系老教授对生物钟的看法：生物钟只对敏感的人有意义；或者想一想某些坚持认为只要提出了要求，工作者就能够轻易改变工作时间的人；还有一些政治家和教师们，他们认为年轻人在早上第一节没精神完全是因为他们看了太多电视或者在迪斯科舞厅玩得太晚了。这些批评者们都是较早时间类型或者短时睡眠者吗？如果是，那么时间生物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如此缓慢，就不足为奇了。决策者们没有“社会时差综合征”的体验，因此根本不会想到改变工作时间制度。这就如同在修建火车站或其他公共建筑的时候，决策者们很少考虑到腿脚不便的人们——因为决策者自己在走路方面没有任何问题[7]。
拿破仑曾经说过：“男人睡6小时，女人睡7小时，蠢材睡8小时。”拿破仑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等政治人物具有同样的特征：睡觉时间短。发明家、科学家及商人托马斯·爱迪生认为睡眠完全是浪费时间。但是他在白天会多次打瞌睡——这一点与很多经理及政客一样。他们有这样一种能力（像猫和狗一样）：入睡非常容易。例如乘坐大巴车从一个工作地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们坐在座位上靠着椅背很快就能睡着。应该做一项调查，来确认这种很快就能入睡的能力是否与狂热的性格有关。然而不是每个有影响力的名人都认为睡眠是浪费时间——爱因斯坦需要至少10小时的睡眠，才能达到最好的工作状态。
在一次关于睡眠研究的会议上，我得到了机会观察一个“安眠药与狂躁症”有关的例子。一位物理学家说服主办方举行了一个以“8小时睡眠的谎言”为主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试图说服观众接受这个观点：我们被洗脑了，因此才认为人们平均需要7～8小时睡眠。他声称，只需要借助一个很短的训练项目就可以将睡眠需求减少到3小时而不会产生危害。
他的这种观点忽视了睡眠及其基因基础等生物学知识。每一种生物的特征都在群体中表现出正态分布，正如在本书中不断出现的那样（睡眠持续时间的分布情况在《早起的人和睡懒觉的人》这一章）。如果他想否定睡眠持续时间的基因基础，他就应该认为睡眠根本没有生物学特征。2009年《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明确地指出，短时睡眠者表现出时钟基因变异的特征。这表明，个体睡眠持续时间的基因基础是真实存在的。不睡觉的物理学家弄错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我看着他与酒店女服务员争吵，他对服务员喊道：“我能认出来什么是真正的无咖啡因的咖啡，从红色水壶里倒出来的是没有咖啡因的褐色酱汁，绝对不是牌子上写的‘咖啡’！”他气坏了。
这让我想到了个性和行为。睡眠减少首先导致社会能力的退化——随和的个性取决于充分的睡眠。我们的经验来自于很小的孩子。如果他们不睡觉，就会变得惹人厌并且狂躁——以至于没有经验的年轻父母都想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去。一旦睡着了，他们又变成了天使。这个可以用一个罕见的基因方面的疾病案例来解释（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病非常少见），即所谓的“史密斯—马格尼斯综合征[8]”。这种病有多种症状：智力缺陷、畸形以及其他先天缺陷。患这种病的孩子还有严重的行为障碍，使他们与外界的交流变得十分困难。他们整天处于愤怒、疲惫的状态，并且入睡非常困难。最近科学家们发现，一部分史密斯—马格尼斯综合征患者（他们当然具有上文描述的症状）的褪黑素产生节律与正常人是相反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激素只在夜晚生成，但是史密斯—马格尼斯综合征患者体内的褪黑素只在白天生成。法国幼儿医生早晨给患儿注射β受体阻滞剂[9]，晚上让患儿口服褪黑素。这样褪黑素的生成就回到了正常的节奏。治疗效果令人惊讶：患儿的许多病症都消失了，晚上睡得很好。人们看到的基因缺失的表面病症，实际上是患儿的基因缺陷的间接病症。人们强迫患儿白天活跃晚上睡觉。请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孩子被强迫夜晚醒着白天睡觉是什么感觉。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时间类型以及个体睡眠需求明显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职业选择，并且与一个人的个性和行为有关。但是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个性决定时间类型和睡眠类型，还是时间类型或睡眠类型决定个性？有大量的研究着眼于某些时间倾向[10]与个性之间的联系，例如外向、随和、可靠、神经衰弱或者坦率性[11]等等。某几个调查发现，晨间类型的人们普遍来说更加随和、更加认真，晚间类型的人们更加神经质、更加外向和坦率。有些调查还附带统计了睡眠持续时间，调查结果发现睡觉时间越长的人越容易相处[12]。
如果你可以接受附带调查的结果，那么就可以得出一幅清晰的图画：晚间类型的人都是很有趣的人，但是有一点不耐烦、外向和神经质，尤其是这一类型中的年轻人，他们属于社会中具有创新能力的群体。与之相反，晨间类型的人是随和的类型，可靠、认真，但是有点无趣[13]。
根据不同时间倾向将人分成各个群体，是科学家消磨时间的古老又相当不可靠的方式。这个方式可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他将人们的脾性分成4个等级，并用不同的体液命名[14]。另外一个类型的科学家是埃斯特·克雷奇默尔，他根据身体的物理现象将人类的脾性进行分类[15]。这些分类的问题在于，它们的推测基于偏见。汉斯·艾森克是第一位试图排除偏见的科学家，他把科学论断建立在中性的数据上[16]。
具有晨间/晚间类型的人（这不是时间类型！）可以随意地与特定性格建立联系[17]，这可以通过许多因素进行解释。例如人们为了遵守社会规则，可能会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时候隐藏日常时间倾向。他们可能不会爽快地承认自己是晚间类型[18]。因此调查问卷的结果可能与真实情况不符。晚间类型的人们更有创新能力，可能是因为他们必须在学校里想出更聪明的办法才能在早晨取得好成绩[19]。晨间类型的人选择了相对不需要那么多创新的工作，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的成绩更好。晨间类型的人更容易相处，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必忍受“社会时差综合征”。作为时间生物学家[20]，我们至少会要求性格调查问卷根据不同的时间段来填写——如果得到的答案会根据一天中的不同时段[21]发生变化，我也不会觉得意外。
对于晨间/晚间类型与性格之间的关系，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意味着人们并不清楚结果的真正含义。因此我一直致力于深入研究两者的关系，并运用能够分清影响和原因的方法。调查实际时间类型的时候以实际睡眠时间或者更客观的测量方法取代主观的晨间/晚间类型[22]。这项调查应该考虑到受访人群的时间类型，而且也应该考虑受访人群的职业，并且询问他们是否自主选择了现在的职业。如果时间类型与性格之间有联系，那么我就会推断，这种联系是间接的——取决于不同时间类型对社会时间的适应程度。我们假设有不同时间类型不同职业的四个人，他们都有本章案例中斯金特博士那样的天赋：一个晨间类型的人成了神经外科医师，另外一个晨间类型的人做了爵士音乐家；一个晚间类型成了神经外科医生，另外一个晚间类型的人做了爵士音乐家。这四个人会怎样回答“五大人格问卷”呢？只有将这几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才能确定性格与时间类型是否存在联系，才能确定这种联系是否来自不同类型的人对社会时间的选择适应。
注解：
[1] 所谓的“实习医生”，就是年轻的助理医师。在毕业之后到医院工作的第一年里，他们必须整日辛苦工作，还要忍受长时间的倒班。这种不健康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在美国尤其不人性化。
[2] 研究小组由上文提到过的A.切斯勒（参看《等待黑夜降临》及《在其他星球的日子》）领导。他们研究医疗事故的报告于2004年发表在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3] 实验安排的工作时间不会让医生的工作时间大于24小时，而且一个星期的总工作时间也减少了。
[4] 相对严重的医疗过失是指引起或者可能引起危害的诊疗，包括原本可以避免的反作用、不可避免的严重后果、可避免的严重后果，但是不包括微小或者没有潜在危害以及不可避免的反作用。
[5] 例外是肯定存在的。但是我敢说，教师的时间类型很少有很晚的——否则在早晨他们就会像第一章《不同的世界》中被弟弟欺负的安妮那样被学生欺负了。如果一个老师的时间类型很晚，他就得花费更多的精力在早晨上课。
[6] 实验的两个星期内，研究者可以排除其他干扰因素，例如社会环境、季节因素、体重、社会经济状况、心理波动或者健身情况。
[7] 我并没有把较晚时间类型的人看作行动受限的人。但是在遵守社会时间方面，他们确实处于不利的位置。
[8] 史密斯—马格尼斯综合征患者缺失大部分17号染色体，这个染色体通常包含许多基因的信息，因此许多重要的蛋白质都无法形成。
[9] β受体阻滞剂是一种可以治疗心律不齐、心悸或者高血压的药。它可以阻止某些神经腱的活动，以此阻止褪黑素的生成。
[10] 时间倾向调查问卷询问人们在“感觉舒适的节奏”时喜欢做什么；什么时候睡觉；计划什么重要的工作或者进行锻炼。根据答案的不同，会得到一定的数据。最终的结果（数值）决定了某个人是晨间类型还是晚间类型（即所谓的“早晨夜晚时间类型刻度表”）。虽然时间倾向与时间类型有关联，但是与时间类型不是同一个概念，而且不是在体内时钟运转的过程中产生的。
[11] 研究这种性格特征的调查问卷叫作“五大人格问卷”。
[12] 这不足为奇，请想一想不睡觉的物理学家和史密斯—马格尼斯综合征患者，还有睡眠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13] 了解撰写这份时间倾向调查报告的作者是件有趣的事情——我们几乎可以推断，作者是晚间类型的人，因此不喜欢晨间类型的人。
[14] 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的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是现代医师职业道德的基础。他的理论将人们分为血液、黏液、冷凝液、黑胆汁和黄胆汁5种类型。
[15] 埃斯特·克雷奇默尔是马尔堡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他的身体类型分类理论是：虚弱型（瘦、矮、弱）、运动型（有肌肉、骨架大、强壮）以及矮胖型（敦实、胖）。
[16] 汉斯·艾森克生于柏林。由于公开反对纳粹思想，被政府驱逐，流亡至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他利用了所谓的要素分析来研究人们的性格特征。他断定，只有两种主要的性格特征：神经质型（倾向于悲观的情感体验）和外向型（在社会关系中倾向于享受积极的事情）。艾森克认为两种类型的混合可以描述所有其他的性格特征。
[17] 人们需要大量的证据来证明，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晚间类型都是神经质的人，并不是所有晨间类型的人都好相处。附加调查结果只是表现了统计数据方面的特征。
[18] 除非在青少年时期里，晚间类型被认为是“很酷”的。在本书的《早起的人和睡懒觉的人》一章中涉及了对早起和晚起的道德评判。
[19] 请想一想晨间类型的人在学校里可以比晚间类型的人取得更好的成绩（参看《完全是浪费时间》）。
[20] 请允许我把读者们归为这一群体，因为在阅读本书之后，诸位都了解了大量的时间生物学知识。
[21] 类似取决于季节的研究抑郁程度的问卷（参看《四季通用的时钟》）。请回忆《不同的世界》这一章中的安妮和她的父亲。
[22] 如果把慕尼黑时间类型调查问卷（MCTQ）与晨间/晚间类型调查问卷（ME）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ME数值与受访人愿意选择的时间类型有关。在《伴侣计时》一章中诸位已经知道，调查问卷的答案与休息日睡眠中点决定的时间类型相去甚远，而且这也取决于生活伴侣的时间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