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如何叱咤风云四十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危急时刻是谁将北洋海军逼上绝路？
谁在逼慈禧太后向世界宣战？慈禧太后如何玩转“权力的游戏”？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揭示了中华帝国数千年来的运转规律。这句预言好似一个魔咒，笼罩着帝国的历史，影射着每个王朝的宿命。历代统治者用尽手段，都无法打破这个魔咒，因为没人能真正发现导致王朝更迭的根本所在。
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尽管中兴名臣力挽狂澜，“老佛爷”慈禧太后大权独揽，清朝仍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看似，那个魔咒又要生效了。
不过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人们终于窥得帝国运转的真正规律——权力。帝国的建立兴于权力的统一，帝国的灭亡也同样源于权力的过度集中。李鸿章兴办洋务，但最后没能挽救清朝；翁同龢身为“清流”翘楚、一代帝师，却没能匡扶皇帝，成为中兴名臣；张之洞在湖北革故鼎新，虽没能拯救清朝，却给后人指明道路；慈禧太后在数次关键时刻的政令，决定了清朝的命运。晚清复杂政局的背后，只映射出一点：权力的掌控和争夺。清朝正是在争权夺利的道路上灭亡崩塌的。
不过，这次的魔咒却没有完全生效。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帝国的软肋和弱点，觉醒的中华民族打破了魔咒——中华帝国的历史循环，在清王朝的覆灭中彻底结束。
兴于权力，亡于权力——这就是帝国的时运。
时代变了。让我们回到晚清，一睹中国历史的帝国时代是如何终结的，中华民族如何在古老智慧中走向新生。
徐飞
笔者是合肥人，每次去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散步，都免不了要去街边的“李府”看一看。每次参观，我都会想起府邸主人的《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府”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府邸，一般人很难想象，如此权倾天下，又被人视为大贪巨腐的人，他在老家的府邸居然就那么一小块。
李鸿章早年投笔从戎，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屡建奇功。中年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事实上成为曾国藩的接班人。晚年入直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四十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慈禧曾将他称为“再造玄黄之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将他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可见李鸿章的不同凡响。
事实上，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任何力主向西方学习的人都会承受着巨大的外界压力。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䜣，就是因为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常和洋人打交道，而被当时社会各界称为“鬼子六”。皇弟尚且要饱受上下官员的责骂甚至是辱骂，就更不要说李鸿章了。李鸿章仕宦生涯中唯一遭受的挫折可能就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自己又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一度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
那么，李鸿章又是如何在波诡云谲的晚清政坛上叱咤风云四十年之久的？有人认为他善于钻营，能得“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喜欢；有人认为他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扶持，认为他是列强侵华最好的代理人；有人认为他心理素质过硬，就像他自己写的一副对联那样“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所以才能屹立不倒……
其实，在笔者看来，李鸿章成为政坛不倒翁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实力。只要手上掌握着绝对的资本，就没有任何人能奈他何。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他促成取消了北洋大臣的独立职位，并使之成为一个由直隶总督兼任的职位，以此巩固自己的势力。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掀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不到一年，这场农民运动便席卷半个中国，一度将大清帝国推向灭亡的边缘。如果不是汉族官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团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那么江山恐怕早已易主。
太平天国被剿灭以后，清王朝的大一统已经名存实亡。中国东南的富庶地区如两江、闽浙等，都被汉人为主体的湘军、淮军系统所把持，清朝皇室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似乎已经有了两个政权系统，一个是慈禧太后主导的“中央政府”，一个是李鸿章主导的直隶“北洋政府”，可能后者的实际权力比前者还要大。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曾评论李鸿章：“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儿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最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观察局势变化。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而慈禧太后手下能够制衡李鸿章势力的，只有一个掌控华中的张之洞，而张之洞未必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
湘淮军功集团控制内地至少三分之二的地区，清廷无力控制，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地方财政税收大多不上缴中央，曾代表户部在各省征收赋税的布政使无人问津。传统的田赋和杂税虽然还由布政使掌管，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整体衰落，以及土地兼并等问题的出现，这些税收金额已经没有多少。而同时代的日本，田赋占政府岁入的94%，直到19世纪末依然占到50%以上。这使得日本的明治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中央的统治，无须看地方的脸色，可以有效率地推进各项改革措施。
晚清真正的大额税收是厘金，而这些钱基本上都被地方留用了。根据中国近代史学者罗玉东先生的估算，晚清实际征收的田赋和厘金，可能只有20%～25%上缴给了中央。清廷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做出很多尝试，比如加强中央对鸦片商的控制、减少官员的薪俸、征收高额罂粟税等等，但是这些措施往往收益微小，而且也极不可靠。加上慈禧太后也不像道光帝那样“勤俭节约”，生活奢侈无度，更加剧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糜烂。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总是陷于财政上的窘迫境地，有的时候不得不向外国借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左宗棠西征，清廷拿不出钱，只好向通商口岸的外国商号借债。由于财政制度已衰败，清廷无法有效行使中央权力，只得坐视李鸿章等地方大员做大做强。李鸿章通过有策略地安排丁日昌等亲信作为代理人，几乎独掌了大清帝国北半部的外交、海关税收、武器生产等大权。
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朝廷其实根本无法驾驭李鸿章，只能重用，以此来维持形式上的统一和皇家表面上的威权。李鸿章也懂得投桃报李，尽管他手握当时中国最精锐的海陆军部队，要颠覆清廷的统治易如反掌，但他选择了对慈禧太后的胡作非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想过取而代之。对于这一点，清廷统治集团当然心知肚明。就这样，中央政府与“北洋政府”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合作、妥协关系。
直到清廷鱼烂河决之时，李鸿章也依然没有选择去打破这种合作、妥协的关系。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万一两宫殉难，政局大乱，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李鸿章大总统”的方案，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而孙中山的老师何启也曾建议李鸿章留在广东，与兴中会等革命党合作建立共和国，“割据两广，叛清独立，自任总统”。
然而，李鸿章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依然选择北上去收拾慈禧太后留下的烂摊子，与八国联军展开屈辱的谈判。李鸿章到北京，全无谈判筹码，只得与各国签订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李鸿章为了维系这份微妙的合作、妥协关系，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由于很早就见识过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李鸿章曾经语重心长地说：
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复王壬秋山长》
这段话是他立志以洋务运动来拯救国家的真实心理写照。
为此，他积极推动以“自强”为目标的中国近代工业化之路，为此不惜与各种守旧势力展开斗争。例如，同治十年（1871年）末，内阁学士宋晋上书清廷，抨击洋务派官员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糜费太重”，建议立刻裁撤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及附属学堂。当时李鸿章挺身而出，联合曾国藩、沈葆桢及左宗棠等洋务派封疆大吏为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辩护。李鸿章上奏皇帝，提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兴立，终不得强矣”。最终，他取得了胜利。
但是，李鸿章推动洋务运动，也不是仅仅为了救国救民一个目的。他深知创办新式工业项目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地方权力，巩固自己说一不二的地位。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指派唐廷枢策划修建唐胥铁路。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是解决开平煤矿运输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限制了煤矿的发展。开平煤矿所产原煤，主要销往天津。唐山距天津约240里[1]，原煤从陆路运往芦台，然后改为水路，从大沽口入海到天津，运费高，需时长。如果从唐山至芦台修建铁路，用火车运煤，定能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
到了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又建议把唐山—天津铁路西延至京师附近的通州，对朝廷宣称的理由是方便军队和给养的输送，能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然而，他的实际打算是日后把唐山铁路伸至山海关。如果这一计划实现，李鸿章就能将东北地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他提出建设津通铁路，真实目的也是获取经济收入，来支持铺设山海关方向的延伸部分。
中央政府的部分官员表示强烈反对，因为把铁路延伸到京畿，虽然有助于快速调军进入京城，但是不要忘了，这些军队大部分是效忠李鸿章的。不过，李鸿章最后依然取得了胜利，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清廷照准，并将建设卢汉铁路的200万两资金拨给了他。
另外，李鸿章在几乎所有的自强项目中都安插了亲信，不管这个亲信是否真的有能力来主持项目。最典型的就是李鸿章任命自己的嫡系、淮系将领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近代海军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军种，指挥军官需经多年的专门训练，而丁汝昌几乎不懂海军，更要命的是，他也没有很强的学习欲望，领兵十五年始终未能认真学习海军业务。他的心思用在了其他地方，比如在刘公岛上起盖铺屋出租，收取租金；甚至“与方伯谦同溺一妓，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壮伟，誓愿嫁方，丁百计经营无能如愿”，闹得鸡飞狗跳。
虽然丁汝昌一百个不胜任，但是他忠于李鸿章，李鸿章放心地把北洋海军交给了他。此时，李鸿章考虑的是牢牢掌控这支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作为自己呼风唤雨的政治资本。他在临死前说：“洋人讲势不讲理。”“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事实上，正是他过度的掌控欲望，害了北洋海军。
在经济上，李鸿章任用亲信盛宣怀，控制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光绪十八年（1892年），盛宣怀更被李鸿章任命署理天津海关道，该机构于同治九年（1870年）应李鸿章的要求而设立，负责洋务、防务和关税征收。盛宣怀对李鸿章感恩戴德，立誓效忠，“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通过盛宣怀的机构，李鸿章控制了向京师供应物资的主要口岸的商务和收入。可以说，李鸿章通过盛宣怀掌控了朝廷在京畿地区的经济命脉，进一步削弱了朝廷的威权。
反过来，李鸿章也一直对中央政府要自办洋务的计划虚与委蛇。同治四年五月，慈禧命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设机器局，要求李鸿章协助为天津方面仿制和购求机器，目的就是建立由满人勋贵直接控制的新式军工企业，打破汉族官僚的垄断，借以扭转朝廷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慈禧的真实用心，“隐寓防患固本之意”，故态度敷衍。他先说崇厚是外行，“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又说一时半会儿搞不定，“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最后拖了很长时间，眼看实在是拖不下去了，才慢慢吞吞地帮助崇厚筹办。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李鸿章抱怨：
书生坐谈误国，可为浩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复朱九香学使》
但是从慈禧太后积极筹建天津军火机器总局一事来看，“秉钧执政”并非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顽固守旧，不愿“师夷长技”。相反，李鸿章对于中央政府的洋务计划却敷衍塞责。
正是靠着紧握手中的实力，李鸿章才能一直站在风口浪尖，成为大清帝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编者按】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中，李鸿章的争议是最大的。一方面他创立北洋、力推洋务，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极大贡献；另一方面，他任人唯亲、打击异己，为人诟病。究其原因，李鸿章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维护手中的权力。若没有大权在握，李鸿章又如何能办洋务、建海军？但是，为了权力，李鸿章又排斥异己，阻止政敌发展洋务，最终自食其果，在权力的争夺中葬送了亲手组建的北洋海军。可见，权力这把双刃剑，在李鸿章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鸿章在晚清官场的权力角逐中，有一个劲敌，那就是上文提到的张之洞。同为中兴名臣、洋务干将，还创立了“南洋”的张之洞，与李鸿章比起来究竟谁的历史功绩更大？下篇文章我们将一览南洋大臣张之洞在晚清官场上的表现。
参考文献：
史料：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
专著：
1.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2. 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3.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4.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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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九年（1893年）3月，对于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说，注定是相当难熬的一个月。因为就在这个月的12日，京师大理寺卿徐致祥上书弹劾张之洞的折子，送到了光绪皇帝面前。
在大清，弹劾一名封疆大吏算不得是稀罕事。像都察院这种机构，“为风宪衙门，以整纲肃纪为职。凡政事得失，官方邪正，有关于国计民生之大利害者，皆得言之”。
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只要你做的事有害于国计民生，都能被弹劾。
有意思的是，这次站出来弹劾张之洞的人是正三品的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名中央高官站出来弹劾一名封疆大吏，一时间朝野震动，张之洞的官宦生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徐致祥弹劾张之洞，罪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怠慢政务，经常不听下属汇报，胡乱安排工作。
二、重用恶吏，任用一些昏庸钻营的官员。
三、滥耗钱财，以修铁路、办铁厂和开矿为名，到处勒捐。
四、架设湖南电报线引起民愤。
对于爱面子的“张香帅”来说，这些指责——有针对他做事风格的，有针对他用人倾向的，也有批评他搞大项目、乱收费的，他可不愿过多披露；而现在，不但包括他旧时好友在内的官员们议论纷纷，就连皇帝本人都直接表达了对他的怀疑与不满。
徐致祥这次敢对张之洞“拍砖”，必定有一定的“舆论基础”。如果说怠慢政务、重用恶吏这两顶帽子是“普适性的”，那么在兴办实业上耗资巨大而收效甚微，就绝对是戳中了张之洞的软肋。朝野上下，张之洞在实业方面不计成本的“屠财”行为，在当时早已经声名远扬了。就连后来的《清史稿》也评价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说白了，就是张之洞喜欢搞大项目，但是往往虎头蛇尾，效益不佳。以张之洞创办的最著名的汉阳铁厂为例。该厂自始建至投产共花去资金600余万两白银，按建厂之初的计划，预计年产铁6万吨。张之洞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就说：“每年可出生铁三万数千吨，以之炼钢，可得三万吨。”然而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1月停产为止，汉阳铁厂实际只生产出生铁5660吨，熟铁110吨，钢料1400吨，铁拉成钢条板1700吨。除了数量少得可怜，产品的品质在今天也够资格上“3·15”晚会。此外，铁厂运营中选址欠妥、技术长期滞后、管理有缺陷等问题，更是“路透社”都知道。
但你以为搞大项目、多花钱就是大罪过了？
如果只是这样，那就太简单了。张之洞和幕僚交流时，也曾坦言自己办铁厂、架设电报线等是为开风气，而非牟利。说白了，人家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在时代的前列，主动出工出力做试验。创新就要承担风险，张之洞搞大项目，成功了造福国家，失败了权当积累宝贵经验，何罪之有？况且，张之洞说得很明白：我不贪！反正搞工程项目的经费没往自己兜里塞，你尽管弹劾，我不怕！
翻一翻张之洞的履历，他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才外放担任山西巡抚，很明显，张之洞作为一名笔杆子长期在中央任职，没有地方任职的经验。人家李鸿章当年四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是直隶总督、封疆大吏了，而张之洞四十三岁时，还只有一个翰林院侍讲学士的闲职。张之洞能够混迹官场，说白了就是靠他的理学文化修养，但会写文章的人多了，清朝科举考试录用的官员，哪个不会写文章？作为一个笔杆子出身的官员，张之洞更擅长舞文弄墨、揣摩上意、表态拍胸脯，要他真刀真枪去干事业，未必比他天天骂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好多少。
徐致祥敢在此时站出来弹劾张之洞，按照当时官场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心血来潮，正义感“爆棚”，他的背后一定是一群人，而且必定有地位相当高的“大佬”对张之洞心生不满。这些，身为皇帝的光绪帝心里非常清楚。
攻击张之洞的几条意见虚虚实实，有攻击个人作风问题的，也有攻击经济问题的，更有攻击他引发群体事件的。
张之洞没在基层干过，当领导脾气很大。自己不按时上下班，有时候几天不睡觉，有时候几个月不洗头不理发，有时候兴致来了半夜“点外卖”，还动不动就要“给差评”，杖责下人……诸如此类的作风问题很多，社会上多有流传。
这些其实在没事的时候都不算什么事。杜月笙还说，人无癖好不能深交，张之洞这么多的臭毛病，反倒显得接地气，不是那种看似一本正经实际一肚子坏水的人。徐致祥真正致命的攻击还是在于张之洞大搞工程项目，开矿办厂，耗费巨大，觉得张之洞一定有经济问题，要求朝廷对张之洞进行查办。
光绪帝接到这个折子也是心烦，张之洞毕竟是封疆大吏，朝廷里一伙人要借着皇帝之手收拾张之洞，他觉得不好办。张之洞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物，早年得到慈禧太后赏识，在京城中是清流党的领袖，到了地方又先后任职两广总督、湖广总督这样的要缺，还积极参与近代化的改革，怎么看都是朝廷倚重的股肱之臣，这可不是凭三言两语就能“撸官”的。
张之洞是谁的人？朝野都知道，张之洞真正的“导师”是慈禧太后。
当年张之洞参加殿试，阅卷大臣认为他的对策才气逼人，有点儿出格，判为三甲之末。户部尚书宝鋆独赏此才，将他提置二甲之首。到了慈禧那里，大笔一勾，将第三、第四名对调，二甲之首的张之洞跃入一甲，成为探花。慈禧太后这一笔，直接为张之洞推开了封侯拜相的大门。张之洞也心知肚明，从此对慈禧太后感恩戴德，关键时刻总是站在“后党”一边。
光绪帝敢轻易处置张之洞吗？毕竟，万一处置不好，张之洞能掀起什么风浪谁也不好说。
这案子既不能交给徐致祥去办，也不能交给与张之洞关系匪浅的李之藻、张之万等清流党“大佬”去办。思虑再三，光绪帝做了一个特别有水平的决定：把徐致祥弹劾张之洞的奏折分抄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让同样段位的两个封疆大吏去查张之洞的案子。刘坤一着重查张之洞在湖广任上的事情，李瀚章则着重查张之洞在两广任上的事情。至此，张之洞处于三面围攻的境地，湖广总督的至暗时刻来了。
光绪帝把张之洞的命运交到了刘坤一、李瀚章手里，同朝为官，二人到底会如何办这个案子？
身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毕竟是个地方一把手，军政大事系于一身，肯定没工夫亲自到武汉去调查张之洞。他只能派手底下的人作为代表，到湖北一趟，一来了解一下基本情况，二来也算对朝廷布置的工作有个交代。
刘坤一给派去调查张之洞的下属定了个原则——“公事只问是非”，具体的工程细节、经费花销不是他应该管的范畴。说白了，只要张之洞的情况面上过得去，刘坤一没打算为难他。
政敌攻击张之洞主要是针对他好搞大项目、花销无度，但搞项目本来就是为了出政绩，试问哪个封疆大吏不希望出成绩？哪个地方大员不去搞项目？如果人人揪着这点来兴师问罪，保不齐刘坤一自己也会被人扣帽子。所以，刘坤一对此时的张之洞更多是同朝为官的惺惺相惜：
煤、铁为中国开自有之利，立自强之基，无论如何，总应当办。香帅勇于任事，力为其难，若再从而苛求，实足寒任事者之心，以后国家事谁肯耽承？
——《张文襄公文件·关于工程练兵等四》
张之洞搞的矿厂、钢铁厂对国计民生意义重大，幸亏有张之洞这样有担当的好官力排众议地做事，如果再给他穿小鞋、打小报告，无疑会伤了勇于任事的官员的心，以后谁还愿意挺身而出搞改革？
两江总督的讲话水平就是高，把张之洞贪污腐败、渎职乱为的问题，偷梁换柱变成了官场小人给勇于任事的好官员穿小鞋的问题，这个反转“在情在理”，不仅直指官场积弊，还给张之洞“高亮”显示了。刘坤一私下对张之洞的心腹透露，他对朝廷的回复，“只就大处落墨”，“若专就一事一物分晰辨别，转授人以指摘之端”。看看，毕竟是混在官场最高层的人，连帮张之洞“过关”的策略都想好了，隔着纸张都能感觉到刘坤一在拍胸脯，“决不令香帅有为难处”。
于是，本来光绪帝是要刘坤一查办张之洞的，结果刘坤一同为地方大员，处处体谅张之洞的为难之处，处处维护张之洞，替张之洞遮风挡雨。
你说刘坤一在徇私枉法吧，他讲的也确实句句在理。为官一方要做事、要改革，肯定会得罪一些利益集团，被人揪住一些小问题大做文章。至于搞工程项目到底是为了自己出政绩，还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都可以说道说道。至少张之洞不是个庸官，不是坐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天天只会开会、签字、念稿、出席活动，他确实想有所作为。
但皇帝交代的案件总要有个结果，朝廷里一帮人铆足了劲儿要打倒张之洞，如果查办的结果是张之洞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幕后那帮人面子上也挂不住。最终，张之洞同意承认自己在用人方面不察，但是把罪责一股脑推到下属赵凤昌头上。赵凤昌在当时尚属无名小卒，又有谁会关注他的升降？而赵凤昌替领导承担罪责，反而因此备受张香帅器重，被调离湖北，另有重用。（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就是在赵凤昌的撮合下达成的。）
整个事件有了戏剧性的反转。
本来徐致祥一伙人是要以“贪慕虚荣、大搞面子工程”的名义来攻击张之洞的，但经过有关部门一番调查之后发现，张之洞只是在用人上小有瑕疵，这更加巩固了他作为改革先锋、洋务运动支柱之一的形象。但张之洞真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事还真不好说。
梁启超跟张之洞有过节儿。维新变法之前两人本来走得很近，但当慈禧太后表明反对变法的态度后，张之洞成了坚定的反对戊戌变法的一派。在晚清的政治斗争中，张之洞是“后党”，关键时刻，依旧以站队为先。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点评了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诸位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绝非流俗之辈。其中，梁启超这样比较李鸿章与张之洞：
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说来说去，梁启超也只是骂张之洞太好名了。但李鸿章在世的时候，一门显贵，而张之洞家族有什么呢？张之洞的幕僚、晚清名士辜鸿铭曾说张之洞“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清史稿·张之洞传》也记载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
张之洞在督鄂的十八年里，视武汉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后来居上，将原本落后的武汉打造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重镇。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炮，其质量与数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辛亥革命能在武汉爆发，乃至武汉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都与张之洞前期打下的基础有着莫大的关系。
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先生给了张之洞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认为张之洞“毫无疑问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
湖北乃至全中国需要的恰恰不是官，而是心怀天下的政治家。
【编者按】
张之洞从科榜探花、“清流”翘楚成为一名洋务干将，可谓“开风气之先”；其兴办的铁厂更是让汉阳有“东方匹兹堡”的美誉。就此来看，张之洞不愧是中兴名臣。而他自己可能都没想到的是，他为保卫大清帝国而兴办的湖北新军，日后却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为中国结束帝制，迈向近代做出了重大贡献，功在千秋。虽说是无心插柳，但张之洞也确实是个“心怀天下的政治家”。囿于时代和环境，张之洞在晚清官场上不得不卷入帝后党争，但这无法抹杀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功绩。
说起帝后党争，就不得不提起与张之洞同为晚清“清流”领军人物的翁同龢。翁同龢与张之洞一样，均是李鸿章的政敌，但是他的历史评价远不及二人。这又是为何呢？下篇文章我们将评价一下翁同龢的功过。
参考文献：
史料：
1. 《大清会典》。
2.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张之洞公文函电稿》。
专著：
1. 李礼：《求变者：回首与重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
2. 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3.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4.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5. 雪珥：《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6. 许纪霖：《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徐飞
李敖的代表作《北京法源寺》中，主角谭嗣同的以身殉道、康有为的忧国忧民、光绪帝的放手一搏，让人读罢感慨万千。除了主角，配角之一的帝师翁同龢的形象也很感人——他不顾顽固派的阻挠，向光绪举荐康有为，招致众人的忌恨，由此被西太后罢黜。当他离开紫禁城时，与光绪帝师徒二人，依依不舍。他为变法维新搭了栈道，当别人走向前去，他自己变成了垫脚石。书中这一幕感人至深，仿佛翁同龢蒙受了天大的委屈。然而，小说中形象高大上的翁同龢，跟历史中的翁同龢判若两人。真正的他是朝廷重臣、两朝帝师，学问更是举世公认，但他爱惜羽毛，没有担当，可以说是误尽天下苍生。
光绪二十年（1894年）9月，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大清败局已定。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要他去天津与李鸿章一起商讨，可否请沙俄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并保住朝鲜这个藩属国。
为什么要派翁同龢？因为翁同龢并不是只有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这一个身份，他还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可以说是大权在握。环顾整个朝廷，只有他能与李鸿章平分秋色，或者说是更胜一筹。
但是翁同龢拒绝接受这个任务，他说：“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说，那咱就不提联俄的事情了，你去天津问责一下李鸿章为何打败仗吧。翁同龢这才勉强答应去天津，但还是嘟囔着什么“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此时，日本陆军已经占领平壤，辽东岌岌可危。若辽东沦陷，日本下一步很可能会从海陆二路夹击京城。值此国难之时，翁同龢最优先考虑的居然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声名，而不是如何维护国家的生存，实在是令人齿冷。
翁同龢从天津回到北京后，向慈禧详述与李鸿章见面情形，并声称请俄国出面调停的事情“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这算是把所有谈和的担子都推到了李鸿章身上，自己落得个一身轻松。
而在此之前，7月底的时候，日本偷袭大清运兵船的消息传到北京，正是翁同龢强烈主战之时。作为老师，他的态度左右了光绪帝的决策，促使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对日宣战。但是，翁同龢主战的动机与光绪帝完全不一样，光绪帝主战，是为了保家卫国，翁同龢主战，却是想借此机会整一整李鸿章。
翁同龢极力主战，李鸿章极力主和，二人闹得不可开交。翁同龢的门生，同时也是李鸿章部属的王伯恭想调和二人的关系，便去劝翁同龢不要轻易开战，谁知翁同龢笑话他书生胆小。二人进行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王伯恭：“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
翁同龢：“合肥［即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王伯恭：“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
翁同龢：“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蜷庐随笔》
也就是说，翁同龢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存亡，而是要借中日战争检验北洋军力的成色，如果淮系陆军和北洋海军打得不好，那么他正好可以找到借口对其进行整肃，打击李鸿章。
平心而论，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发动侵略战争，不管大清这边的决策是止戈还是动武，双方都不可避免要大打一场。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在出兵之前就已经做出进攻朝鲜的内阁决议，并提供经费保证。发动战争的主动权在日本，不在大清，所以翁同龢不应该因为“主战”而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背锅。另外，笔者也不认为翁同龢是因为跟李鸿章有私怨才处处掣肘北洋海军。事实上，作为只懂四书五经的传统知识分子，翁同龢主管户部，面对清廷入不敷出的财政情况，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节流，而不是开源。但是节流又不能节老佛爷修园子的钱，结果就只能在军费上省钱，实际上他停止的不仅是北洋购买洋枪、炮弹、舰船、机器的经费，还有南洋的军费。他跟李鸿章的不和，其实主要原因还是二人政见不同，私怨只是掺杂其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翁同龢确实是把国家大事当成了自己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在主战时既没有想过北洋海军官兵的身家性命，也没有想过宗庙社稷的安危。一个朝廷肱股之臣却有这样阴暗的心理，试问，清朝的国事怎能不败坏？可以说，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里，少不了翁同龢。
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清廷只得选择对日和谈。翁同龢当然知道负责和谈的人会招致举世唾骂，甚至可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他选择避开这个任务，推李鸿章出面去收拾烂摊子。
春帆楼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对李鸿章狮子大开口，仅赔款一项，就要白银三亿两。谈判期间，由于李鸿章被日本某愤青行刺，头破血流，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政府这才同意减少赔款一亿两。此后，李鸿章还想再讨价还价，但是只换来伊藤博文一句冷冰冰的话：“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另一边，紫禁城里的翁同龢与李鸿藻力争修改约稿，对光绪帝声称：“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这完全是无用的废话，谁都知道割地的危害，光绪帝自己也知道：“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他不需要这种故作高明的建议，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不割地的良法美意，但是翁同龢等人显然对此束手无策。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在谈判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答道：“尚未下咽，饥甚！”请问，面对如狼似虎的日本政府，李鸿章如何能做到不割地？如果翁同龢实在看不下去李鸿章的无能，那么他可以自己去日本谈判，看看他如何做到说服伊藤博文不割地！
李鸿章心里很清楚，一旦在《马关条约》上签下名字，自己将遗臭万年，后来他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而令他没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要遗臭万年，他的儿子也要跟着一起遗臭万年。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清廷需要派人跟日本交接割让台湾的事宜。朝廷上下，无人出面，最后清廷命令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去负责这件事。
就国家利益得失来讲，大清输得惨不忍睹，但是就打击政敌的成果来看，翁同龢大获全胜。李鸿章不但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要职，还丧失了一世英名，从此门庭冷落，无人问津。而翁同龢却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后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依然是中枢重臣。虽然他的内心也自责，说自己“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
讽刺的是，在总理衙门任上，翁同龢没能保住自己的英名。当德国强占胶州湾、逼迫清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时，翁同龢虽然还想把签字的任务推给别人，但现在他是总理衙门的一把手啊，他不签谁签？光绪帝命令他必须签。条约签完之后，翁同龢痛苦万分：“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这个时候他想的还是自己是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
诚然，李鸿章的个人缺陷也很明显，他缺乏传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也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国民素质。此外，他一手打造的淮系军队有着强烈的私家军队的色彩，而这一点恰恰是翁同龢等清流派官员所无法容忍的。但是，李鸿章好歹愿意做这个帝国的“裱糊匠”，为此不惜搭上自己的名节，翁同龢则相差太远。翁同龢可以引经据典、义正词严，但是由于格局和眼界的限制，他面对政治难题时一筹莫展，当社稷出现危难之时，他又太爱惜羽毛，只会推卸责任、龟缩幕后，将自己保护起来。作为一个肱股之臣，他这种没有担当的作为，真的是连“裱糊匠”都比不上。
戊戌政变后，翁同龢被罢黜，且永不叙用，光绪帝永不再提师生之谊。这件事给了翁同龢沉重的心理打击，他在临终前写道：“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为什么会这样？
康有为将翁同龢推为“中国维新的导师”，称正是翁同龢将自己推荐给皇上，自己才有得君行道的机会。因此，主流观点，包括《北京法源寺》这样的历史小说都认为，翁同龢是因为向光绪帝极力推荐康有为才得罪了慈禧进而被罢黜的。
但是，近年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向光绪帝大力推荐康有为的人并非翁同龢，而是张荫桓。翁同龢并没有像康有为所说的那样对他推崇备至，也没有去康有为的住所与他倾心交谈。在翁同龢的日记里，从没有他自己去拜访康有为的文字。恰恰相反，翁同龢此后的日记里一直骂康有为是“策士”“狂甚”“经家一野狐”。当然，这个结论还存疑，因为有学者发现翁同龢的日记有很多删改的地方，应该是他在戊戌年四月被罢官之后，惧怕受牵连，从而动手对日记进行了删改。
不管翁同龢有没有举荐过康有为并因此被慈禧怀恨在心，光绪帝对翁同龢的愤怒却是实实在在的。一是光绪帝倾心于康有为的变法论时，翁同龢却说康有为居心叵测，这种态度让光绪帝恼火；二是光绪帝在提出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礼仪改革时，遭到翁同龢带头反对，这令光绪帝盛怒不已；三是翁同龢固守夷夏之防，顽固不化，当德国亨利亲王访华时，他反对光绪帝在毓庆宫接风亨利亲王的命令，在殿庭之上，他又大声呵斥对方，威胁捆人，举止粗鲁，骄横跋扈。此时，这位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老师已经成了学生眼中变法维新的最大障碍之一。另外，恭亲王奕䜣临终前对光绪帝说的话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
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翁同龢］居心叵测，怙势弄权。
——《申报》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九日
所以，翁同龢遭到罢黜，背后既有慈禧的意思，也有光绪帝的意思。多年后，翁同龢在老家去世，庆亲王上奏请求给予翁同龢谥号，光绪帝勃然大怒，历数翁同龢从甲午之战到割让青岛的误国之罪。当时慈禧一语不发，算是默认，庆亲王也不敢再说一句话，因此翁同龢没有得到来自朝廷的任何谥号。由此可见，光绪帝对老师的怨恨有多么强烈。直到溥㑺仪继位，翁同龢才被追谥为“文恭”。
现在再看《北京法源寺》里那段师徒相顾无言、依依不舍的动人场景，原来只是作者为了情节的需要而设计的，并不是历史事实。
翁同龢一辈子爱惜羽毛，既无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也没有儒家学者该有的心胸。那么，他这么做的效果如何呢？
甲午之战后，京师士林有人讽刺他“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民间把他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共致误国，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在民间看来，常熟人翁同龢与合肥人李鸿章都是尸位素餐、毫无作为、不顾民生疾苦的奸臣。张之洞在去世前还不忘在一首诗的后注里批评翁同龢：
叔平［翁同龢字叔平］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此种孽缘，不可解也。
——《广雅堂诗集·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注
翁同龢一生与李鸿章势不两立，可是到了最后，他的名声不见得比李鸿章好。李鸿章在世的时候，常常受到非议，担着骂名，却真为国家做了一些实事；翁同龢在世的时候，常常非议别人，爱惜羽毛，可曾为国家做了哪些实事？
满口仁义道德的未必是真君子，顶着大师名号的未必有真才干。翁同龢一辈子为了名声做事，到底成就了谁？
【编者按】
如果说张之洞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翁同龢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他视自己的功名为头等大事，高于一切，在位之时，顶着一代帝师、“清流”领袖等种种光环，所受非议远少于李鸿章、张之洞二人，但是历史的评价是公正的。
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意味着大清帝国的自强之梦就此破灭。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的心血，毁于一旦。但这场战争，对于大清帝国来说，尚不是最黑暗的时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清廷君臣的一项决策直接引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也是中国近代最为屈辱的一段历史。那么，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
参考文献：
史料：
1. ［清］张之洞：《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王伯恭：《蜷庐随笔》。
3. 谢俊美编：《翁同龢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
4.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专著：
1. 高阳：《翁同龢传》，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
2. 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
3. 羽戈：《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
杨兴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向各国宣战的诏书。诏书中，慈禧历数西方列强的诸多罪行：
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在表达完愤怒之后，慈禧最终说出那句鼓动人心的宣战口号：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义和团档案史料·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
以此宣战诏书为转折点，清廷正式与西方诸国决裂，开启了中国与各国的战端。从今日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的这次宣战简直匪夷所思。就算大清朝在康乾极盛时期，也不敢同时向周边各国宣战。而晚清贫弱交加、羸弱不堪，竟敢以一己之力向世界列强宣战，难道慈禧的脑袋被门挤了？要知道，就算是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也不敢同时向英、法、美、苏宣战。
慈禧的脑袋显然没有被门挤过，如此重大的国家决策，绝非慈禧一时愤起，一拍脑门儿就能擅自决定的。宣战之举，其实与当时中央权力格局、皇位争夺、派系斗争以及慈禧的统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而具体到宣战一事的导火索，则牵扯到一封伪造的外交照会。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6月份，义和团大量涌入北京，大举焚烧教堂、杀害教民，各国公使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大沽口外，各国军舰云集，八国联军更是想要从天津进军北京。此时，京城局势急速恶化，几近不可收拾的地步。对义和团是剿是抚，对列强是战是和，清廷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考虑了。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在四天内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召集众臣商讨应对方案，以决定是战是和。16日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主战、主和两派官员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慈禧似有主战倾向，但最终未能决定。
6月17日，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慈禧突然向群臣展示了一封外国照会，其内容有三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实际上这份照会尚有第四条，即“令太后归政”，但慈禧出于种种考虑未宣示群臣。各大臣听到照会内容无不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吓得顿首表示“愿效死力”。慈禧随后说道：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
——《崇陵传信录》
第二次御前会议基本决定了慈禧的主战态度，因为照会要求显然已超过慈禧的承受底线，直接否定了慈禧的执政基础，要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消灭，对于慈禧来说，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所以此刻，慈禧终于露出了她的真面目：谁敢动我手中的权力，我就跟谁拼命，即使是洋人！
此后的两次会议中，以荣禄为代表的主和派已经不敢再行劝阻了，如荣禄所言，“若再分辩，视为叛逆矣”，可见其艰难处境。
在清廷宣战这一举动上，这封照会可谓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封照会，后人争议甚多，多数谓是端郡王载漪伪造的，也有说纯系传闻，压根儿不存在。
据当时参加御前会议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在其所著《崇陵传信录》中记载，照会是6月16日晚由江苏粮道罗嘉杰派遣其子递交给荣禄，再由荣禄呈交慈禧御览的。然而事后凭该照会向总理衙门和直隶总督查询均未得出处，因而恽毓鼎判断“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
学者马忠文先生根据当时各相关官员的书信和日记中的记载考证后认为，罗嘉杰应该确实给荣禄提供了这样一条情报性质的消息，经荣禄呈交慈禧后，引起太后动怒，这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伪造照会之举，后人多认为与端郡王载漪有关。虽无直接证据证明，但从动机、受益等多方面考虑，载漪显然是最大嫌疑人。载漪意图通过伪造照会来激怒慈禧，向诸国宣战，以此达到消灭国外势力对国内政治的干预，进而为废黜光绪、扶持其子溥㑺登基奠定基础。
这一切都要从戊戌政变后的中央权力格局和慈禧对外态度的转变谈起。戊戌政变后，英、日等国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已经引起了慈禧对洋人的不满。康、梁逃到海外后，成立保皇党，利用国外庇护著书立说，对慈禧极尽攻击辱骂，这一切都使得慈禧迁怒于洋人，对洋人怀恨在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布上谕，宣布重新垂帘于便殿“训政”，中央权力格局因而发生变化，光绪帝在戊戌政变之后丧失实权，不再受到慈禧信任，帝后关系日益紧张。或许是受到来自政变的打击，或许是慈禧动用了药物的手段，总之光绪帝的身体竟迅速地出现问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的身体一整年时好时坏，至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迹象，而慈禧和后党官僚也开始忙着筹划废光绪帝和物色新的继承人。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㑺为大阿哥，入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就是光绪帝的接班人，因这一天还算农历己亥年，故史称“己亥建储”。
己亥建储背后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权力斗争关系，涉及帝、后两党之争，新旧势力之争，满汉关系之争以及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政治斗争等。抛开国内斗争不谈，光绪帝日渐病重和新继承人的设立立即引发了西方各国的强烈反应，并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干涉。当慈禧将光绪帝患病之事通告各国在华使节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立即向总理衙门做了如下表示：“我坚信，假如光绪皇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窦纳乐甚至还向清廷推荐了一名西医专门入宫为光绪帝诊病。
在此次立储事件中，洋人屡次进行露骨干涉，更进一步加深了慈禧对西方列强的仇视。然而，尽管慈禧对这些“洋大人”恨得咬牙切齿，但此时也绝没有胆量和实力公开与洋人对抗。
受到立储事件的影响，端郡王载漪地位骤升，兵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承恩公崇绮、礼部尚书启秀等人积极与之结纳，迅速形成一个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京师官场顿时一片守旧氛围。以载漪为首的顽固派势起后便积极运动，并对慈禧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极力宣扬义和团忠勇可用与洋人恶行昭著，直接影响到慈禧对时局的判断及对战和的决定，最终通过伪造照会将宣战之举坐实。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照会是伪造的，但在当时外国人的心中，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19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就曾发表社论，主张驱逐西太后及其亲信党羽出北京，将政权交给光绪帝。洋人对慈禧训政的阻挠以及对康、梁保皇党人的维护，使得慈禧对西方列强的芥蒂更深，排外情绪也日益严重。
对于如何处置日渐兴盛的义和团，慈禧始终表现出首鼠两端、游离不定的犹豫和彷徨，对西方列强的畏惧与仇恨使慈禧既不敢得罪洋人，又不甘心受气其中。蔓延京津，规模日甚一日的义和团运动使慈禧感觉民心可用，民力可恃；但其愈演愈烈、日渐激进的举动又令慈禧担心局面失控，酿成祸端。
慈禧游移不定的态度直接促使下面的王公大臣迅速分成“主和”和“主战”两派，相对应的，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分为主剿和主抚两种。前者以枢臣荣禄、奕䜣劻、王文韶，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总理衙门大臣联元，以及地方实力督抚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主张镇压、剿杀义和团，满足西方列强的相关要求，以取得其谅解；后者则以端郡王载漪、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刑部尚书赵舒翘、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为代表，极力主张招抚义和团。
主战派的人大多是与光绪帝的废立、溥㑺的继位利益攸关的人物，本质上是因政治利益而聚集起来的小政治集团，其目的不过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阻止列强继续支持光绪帝，进而将其废黜，使溥㑺㑺早日登上皇位。可以说这些官员是为了一己私利去扶持义和团的，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也不是纯粹反帝爱国，在他们心中只有个人私利和团体政治的利益。然而，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主战派无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单是反对列强的主张就赋予他们天然的正义感。因其主张容易引发共鸣，故一时势力极盛。
慈禧作为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强力政治手腕的统治者，一向擅长利用不同的政治派系和权力团体来互相牵制，以寻求政治制衡，最终达到控制各方势力为己所用、巩固自身权力地位的目的。之前的恭亲王奕䜣䜣、李鸿章和翁同龢，以及之后的袁世凯、瞿鸿囥和岑春煊都充分领教过西太后这种娴熟老练的手段。此次义和团事件中，同样可以看到慈禧这一政治手腕的运用。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宣战诏书，就其内容而言，与其说它是宣战书，不如说它是对国内发布的内部动员令。御前会议虽然决定宣战，但并未提到对哪国宣战，也从未将诏书送达任何外国政府，以至于在宣战诏书发出几天之后，盛京将军增祺专门询问清廷：“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
可以看出，慈禧虽然极端愤怒于西方列强的若干行为，一气之下向各国宣战，但并没有完全冲昏头脑，而是边打边看，始终给自己留一定的后路，以便折冲其中。因此才有了虽然发布宣战诏书却不标明宣战国这样奇怪的举动，以及随后的表面上围攻各国使馆区实际上却围而不攻、暗中保护等荒唐可笑、自相矛盾的行为。
然而，义和团的发展和失控远远超出慈禧和主战派官员的预料，西方列强也不是省油的灯，绝非慈禧所能掌控。慈禧太后想要在这两股势力上寻求制衡是打错了如意算盘，无异于刀尖起舞，玩火自焚。之后，八国联军一路攻城略地，烧杀掳掠，十余万清军在区区两万列强联军面前一触即溃，土崩瓦解。最终，清廷落得个京城再次失守，慈禧携光绪帝“西狩”，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惨淡结局，其教训可谓至深至痛！
好在虽然中央政局一团乱麻，上层统治者昏庸荒诞，一些具有国际视野的地方要员尚能保持清醒头脑，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他们在清廷宣战后迅速抱团，以“伪诏”为由拒不奉诏，与西方列强达成“东南互保”，使得东南半壁江山得以免受战火摧残。
面对这样昏聩无能的上层统治者，难怪李鸿章在清廷宣战后发出“政府悖谬至此，断难挽救”“举国若狂，无可救药”的哀叹，并对自己能否出面收拾残局心怀忐忑：“荣［禄］、庆［亲王］尚不能挽回，鄙人何敢担此危局。各国兵日内当抵城下，想有一二恶战，乃见分晓。”
【编者按】
清朝危难之际，上到最高的掌权人慈禧太后，再到朝堂上的王公大臣，他们依旧想着如何争权夺利，丝毫不为国家安危着想，最终将这个古老的帝国推向了深渊。翁同龢尚可谓是“爱惜羽毛”，而慈禧太后等人则是真正的国家蛀虫，误国误民，难辞其咎！
为了保护手中的权力，慈禧太后竟然不惜向“全世界”宣战，如今看来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那为什么慈禧这样的昏聩之人，会成为大清帝国的最高权力掌控者？最后一篇文章将解答这一问题，最终我们也将看到慈禧掌权的后果。
参考文献：
史料：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
2. 北京大学历史系：《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
3.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2007年。
4.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57年。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论文：
戴海斌：《庚子事变期间的“南”与“北”——从南北函电来看奕䜣劻、荣禄的政治作用》，《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1期。
逆北
慈禧太后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极大的人物。一部分人以为，慈禧专横野蛮，固守“祖宗之法”，将维新派打入血泊当中，是保守势力的头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更是对慈禧没有什么正面评价。恰恰是这样一位变法的反对者，却在庚子国变后，一转而为清末改革的支持者，下令废除科举制、命各省试行地方自治、编练新军，甚至派亲贵重臣考察欧美各国政治制度。同戊戌变法提出的政治改革举措相比，清末改革的激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与慈禧保守的形象相比，又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另有一部分人认为，慈禧极为开明，如支持李鸿章、张之洞等兴办洋务，还认为她在抵抗外来侵略时也表现得有胆有识，如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抵御沙俄蚕食中国领土。当法国入侵越南北部、进窥中国西南边疆，慈禧一面摆出同法和谈的架势，一面暗中资助民间的抗法武装黑旗军，“以打促谈”。这样老辣的外交手法，令慈禧的形象变得光辉起来，日本学者加藤徹甚至称其为“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但是，就是这样的“光芒”，竟能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由此可见，慈禧似乎并非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无疑，以二分法来评价慈禧，只会距离其“庐山真面目”越发遥远。真正支配慈禧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的，正是其对手中权力的维护，也就是她运用的权术。
晚清文人叶恭绰在《遐庵遗稿》中这样评价慈禧：
其人阴鸷、褊狭，不学而有术，但不脱普通妇女性习，故对臣下极操纵驾驭之能事，而不能克展所长，满汉畛域之见，尤牢不可破，卒至于亡国，非偶然也。
叶恭绰的话，说对了一半，而“满汉畛域之见”，则有失公允。固然，西太后在被八国联军驱逐出北京，历经流离颠沛之苦后，逐步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宗室的政治素养，并将其大量安插在军政要位上，如载沣、铁良、良弼等，后者几乎垄断了一切权位。但是，这些都是慈禧晚年所为，在这之前，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是汉人，为何也能得到慈禧的重用？别的不说，让李鸿章和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把守清廷的心脏，足见慈禧对于李、袁等汉族大员信任程度之深。叶恭绰的评价，不无后来人之偏颇。
不过，其所言前半句，则极为精妙——“不学有术”，极恰当地概括了慈禧的政治素养。下面笔者就分析一下西太后如何以一己之力，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
慈禧“不学”，乃是客观事实。入宫之前，西太后识得一些文墨，但并不熟悉官文撰写作，至于日后的洋务事业，更是知之甚少。
可是，慈禧似乎运气很好，她还在嫔位的时候，就为咸丰帝生下了他唯一的皇子，即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恰逢其时地生育皇子后，慈禧连晋两级，进为贵妃。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逝后，慈禧被尊为太后。凭借太后的身份，她得以利用皇帝的名义操纵朝政，实现政治野心。可见，慈禧施展权术的前提，是她已经拥有了皇帝生母的身份，皇帝幼小，母亲协助其治理国家，名正言顺。这便为她日后由后宫走向庙堂铺平了道路。
但是，咸丰帝弥留之际指定的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成了慈禧扩张权势的拦路虎。为此，她不得不团结咸丰帝的皇弟——恭亲王奕䜣，双方内外联合，在返回北京途中将肃顺等一网打尽。“好风凭借力”，有奕䜣的配合，慈禧先胜一局。在扳倒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集团后，慈禧得以垂帘听政，如愿以偿，而奕䜣也凭借之前同英法等国订约时积累的经验和人脉，成功获得议政王的头衔，总揽内政和外交。
初尝甜头的慈禧并未像多数人那样急于改弦更张、树立自己的权威，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清廷的权力格局。恭亲王继续掌握新设立的权力重心——总理衙门，而之前为肃顺所提拔重用的曾国藩与左宗棠等汉族大员也未受政变影响，继续指挥大军进攻江南的太平天国残余势力。
利用这一难得的过渡时期，慈禧逐渐掌握了清廷权力运作的机制。作为权力欲旺盛之人，她并不满足于既有成果，而是静静等待着扩张权势的良机。随着同治帝渐渐长大成人，自主意识萌发，他与恭亲王奕䜣在内政上出现了摩擦。慈禧暗中加以诱导，先利用这对叔侄的矛盾给恭亲王沉重的一击，借皇帝诏令剥夺了他所有的头衔，但是，在发现恭亲王的去职导致总理衙门运转瘫痪后，慈禧随即又假作宽仁，恢复了奕䜣之前的职务，但并未恢复其议政王的头衔。
被慈禧这样一敲打，恭亲王多少有些收敛，但是，他的仕途挫折远没有结束。中法战争期间（光绪九年至十一年，1883—1885年），恭亲王领导下的总理衙门决策时对于战和举棋不定，导致越南战事受挫。弹劾恭亲王的折子随即像雪片一般飞来，其中以日讲起居官右庶子盛昱的攻击最为尖锐，他认为奕䜣等“无知人之明，用所非人，致使前线失利”。一时间，朝廷内部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官员们对恭亲王的攻击，正中慈禧下怀。这一次奕䜣可没有上次那么走运了。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由于盟友东太后与得力助手文祥先后离世，奕䜣已经丧失了反制慈禧的力量，此时只有听天由命，在不甘的谢恩声中被夺去一切职务，赋闲在家。从此，奕䜣再无政治进取的朝气，即便甲午战争后期又被召回中枢，也无法消弭内心的颓丧。
至于取代恭亲王执掌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人选，早被慈禧圈定，那就是她的妹夫醇亲王奕䜣 与另一位皇室宗亲礼亲王世铎。二人庸碌无为，性格也不如奕䜣那般棱角分明，这正是权力欲旺盛的慈禧喜欢的。此时，清廷中枢事实上已被慈禧完全掌握。
打垮恭亲王后，慈禧又操纵皇帝调转枪口，对准了之前一直鼓噪对法开战、抨击恭亲王的清流党人。晚清政坛中，以李鸿藻、张佩纶为首的一批科举出身的官员相互声援，自诩清流，弹劾权贵，为人所忌惮，奕䜣去职后，他们也未能保住自己在朝中的势力。到了现在，李鸿藻和翁同龢两位清流党“大佬”因为奕䜣出局，连带被赶出中枢军机处；清流党后起之秀中，船政大臣张佩纶在福建马尾港戒备松散，致使福建水师被法国海军击溃，张佩纶也因此被革职、发戍新疆，而他的好友、同为清流党健将的张之洞则因调度两广有方，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从此平步青云。张佩纶的外放削弱了京师清流党的力量，而张之洞虽为清流党但亦与慈禧关系亲近。因此，从两派斗争中受惠的，唯慈禧一人而已。
慈禧坐收渔翁之利，离不开她对皇权的操纵，同治帝逝世后，继位的光绪帝也逐渐成年，慈禧不得不宣布光绪帝完婚后撤帘归政，但其对朝政的影响力丝毫不减，例如，光绪帝虽有权批阅奏折，可是，批阅后必须将奏折连同自己的意见交给慈禧过目，这就是“事后汇报制度”。由此可见，慈禧乃是清帝国的“隐形君主”。她干预光绪帝决策时表现出的权力欲，也使得“母子”二人关系日趋紧张，矛盾终于在戊戌年全面爆发出来。
中法战争后，清廷积极致力于发展海军，慈禧亲信、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维持淮军的陆军之外，另外精心挑选将佐和兵士组成海军，这就是清廷所倚重的北洋舰队（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成军）。无奈，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的海陆军精锐几乎全军覆灭，李鸿章本人也在一片叫骂声中交出权位，取而代之的，则是慈禧另一位亲信——王文韶。
甲午战争对清廷的震动不小，之前一直被抑制的清流党借机崛起。此时，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依靠对李鸿章北洋系的攻击，得以迅速崛起，一度有掌控中枢大权之势。这自然是慈禧不愿看到的，所以她一方面将翁同龢的政敌荣禄调任直隶总督，同时命其掌握新军，另一方面则将之前遭打压的恭亲王重新抬出来参与总理衙门的工作。几番起起落落，恭亲王虽早已不复往昔的锐气，但制衡翁同龢仍绰绰有余。这是慈禧的又一着妙棋。恭亲王病逝后，新培养的刚毅等人又缺乏城府，眼看无得力人选压制翁同龢，慈禧干脆将其革职，永不叙用，这便又给清流党沉重一击。
不过，“无心插柳柳成荫”，慈禧将翁同龢罢黜后，维新派康有为等人恰得良机以弥补其去职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光绪帝对这个工部学习主事十分欣赏，用其变法。一开始，慈禧亲信掌握京师卫戍力量，她自己又把持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所以她自信“几个秀才（指维新派）闹不起来什么事”。但是，她想错了。
光绪帝在改革上过于急躁冒进，冲击了慈禧主导下的权力平衡。皇帝认为，礼部尚书怀塔布等阻挠变法，将其一并罢黜，同时提拔谭嗣同等为军机章京，后来，光绪帝又将慈禧身边的红人李鸿章赶出总理衙门，这显然触碰了慈禧的底线；而日后伊藤博文前往中国，传出了中外合力变法等传闻，更让慈禧感到自己有被架空的危险。于是，她将训政的方案付诸实际，光绪帝失去了手中仅有的一点儿权力，而之前变法罢黜的官员也大多回到原来的岗位，他们对慈禧感恩戴德，更强化了慈禧主导下的训政体制。
后来人评价这段历史时，多以慈禧反对变法而下结论，可是，对于光绪帝挑战稳定的官僚体系的一系列做法（如废除八股、一次性撤礼部六堂官等）缺乏关注。君臣之间矛盾加深，恰恰让慈禧有机可乘。变法失败后，从慈禧对光绪帝的训斥可窥其心意：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
——《清廷戊戌朝变记》
很显然，慈禧在这里先以捍卫祖宗之法的面貌出现，光绪帝在名义上自然吃亏，他如何敢对抗祖宗的光环？而在后半句中，慈禧十分信任自己挑选的辅臣，这更反映了其膨胀的权力欲与笼络旧官僚的用意。
年轻的皇帝涉世未深，不明其中道理，空怀一腔热血变法，四处出击，得罪的人不计其数，难免前功尽弃；而太后作为官僚系统庇护人的身份，也在政变后表现得愈加鲜明。
但是，精于权术的慈禧或许不知道，自己所恃之物，恰也是臣子算计自己的工具。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因告密而获得重用，先在小站练兵，后出任山东巡抚，庚子国变后旋又接替李鸿章执掌直隶地区。这样一颗政坛新星，自然是慈禧在利用之余，要下功夫提防的。
可是，袁世凯也有自己的办法。当时官员跪见慈禧时，多不得抬头，这便使他们难以察觉太后对自己的态度变化，但袁世凯并不担心，他买通了慈禧身边的宦官李莲英等作奥援，多得其暗示。例如，袁世凯向西太后汇报工作时，李莲英即以双脚分合来暗示慈禧心情好坏。因此，袁世凯面见西太后时不多言语，每所言必投其所好，故而扶摇直上，最终接手李鸿章的位置。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交结庆亲王奕䜣劻等权贵，又暗中于宫廷内外培植党羽，权势日盛。日渐年老的慈禧终于意识到袁世凯权重的问题，所以在笼络袁世凯的同时，也着力于提携清流党后起之秀瞿鸿囥等干臣，以制衡袁世凯的北洋系。例如，瞿鸿囥指使人弹劾袁世凯亲信段芝贵向庆亲王之子行贿，混得了黑龙江巡抚一职，即得到了慈禧的默许。臣子之间相互斗来斗去，正是她乐于见到的。
可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先是瞿鸿囥得意忘形，将慈禧暗示要把庆亲王撤职的秘密抖了出去，导致慈禧在外国公使夫人的询问下陷入被动，恼羞成怒，将怒气倾泻到这个刚刚取得自己信任的大臣身上。
瞿鸿囥没有看到庆亲王倒台，自己反而提前出局，至于他的盟友岑春煊，也因被慈禧怀疑与康有为等有来往而丢官去职。眼下这一切，都是袁世凯暗中促成的，北洋系因此呈现出独霸政坛的趋势。
这些自然是习惯了假作旁观臣子内斗的慈禧不乐于见到的，因此，同当年对付奕䜣、翁同龢类似，慈禧先夺去袁的直隶总督一职，连其军权一并削去，后将其调回中央，以外务部尚书一职笼络之，实则对其进行监视。丧失实权的袁世凯，面对慈禧灵活的政治手腕，深知不敌，不敢发作，只能认栽。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慈禧还安排湖广总督张之洞进入中央，与袁世凯搭档。张之洞瞧不起袁世凯非科举正途出身，多有怠慢，袁世凯也是憋了一肚子气，臣僚相互制衡的局面又形成了。
慈禧颇为得意的权术，此时已经走向极端。她担心身后天下难制，于是尽可能将军政大权向宗室权贵手中集中，例如，光绪帝的同父异母弟醇亲王载沣，即于此时期进入中枢，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但是，慈禧看中的这些宗室权贵可没有她那么老辣的手段。慈禧死后，载沣等不断加大排挤北洋系的力度，袁世凯也因为风声渐紧，不得已返乡“养病”，而他对清廷的最后一点儿忠诚，也因此消磨殆尽。此后袁世凯再度复出时，他已不再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封疆大吏，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当袁世凯训练出的北洋新军抵制清廷号令时，满族亲贵们才意识到，袁世凯隐藏的底牌，足以置他们于死地。
恃权术者，终为权术所噬。慈禧纵横晚清政坛四十多载，将若干能臣玩弄于掌心，或加官晋爵，或罢黜出局，她千算万算，却始终未意识到，当洋务派、清流党、维新志士等牌被接连推倒后，最后倒下的，就只有她和她的大清了。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的一声枪响，正式给腐朽不堪的大清帝国宣判了死刑，而中国的历史，自此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史料：
1.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
2. 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叶恭绰：《遐庵遗稿》。
4.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专著：
1. 吉辰：《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2. 刘忆江：《袁世凯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
3. 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4.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5.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注释】
[1] 清代1里约合今576米。——编者注